本报特约撰稿人 刘全波 吴晨曦

在诸多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里，往往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超自然力量，使得伏羲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剥去这些玄幻离奇的外衣，深入分析和理解，便能够揭示出一个更加真实、更加贴近历史的伏羲形象。伏羲绝不仅仅是远古时代的一位部落首领，更是对当时的生产生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人文始祖，他的智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为走出蒙昧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伏羲形象的演变

伏羲的发明和创造，对应到历史上的时间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伏羲是一个大历史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从父系氏族社会形成开始，到黄帝部落崛起为止。根据考古学家的调查研究，渭河中上游有着非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师赵村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州区太京乡师赵村，西山坪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州区太京乡葛家新庄村，这些遗址均位于史书记载的伏羲部落活动的关键位置，所属年代或与伏羲时代相对应，出土的遗物也基本符合传说中伏羲时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我们目前的确无法弄清楚伏羲时代的具体年代，不能和上述的考古遗址一一对应，但是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流域，却是毋庸置疑的文明摇篮，先民们在这里筚路蓝缕、刀耕火种、采集渔猎，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不断积蓄力量。而更为巧合的是，传说中的伏羲诞生地就在这里，“庖牺氏生于成纪”，这个传说虽然不能全信，也不可全不信。伏羲的时代，就是从蒙昧到文明的时代。刘惠萍教授在《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中说：“从伏羲创制文明的神话传说中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功绩，大概都代表一种文化现象产生或发展的阶段。”“与伏羲相关的神话传说中，充分表露了人们对于万物起源以及人类繁衍、生命生生不息的最素朴的理解与愿望。”

伏羲的别名有很多，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青帝、太昊与伏羲。西汉末年，刘歆借“五德终始说”对古史系统进行了整理，促进了太昊与伏羲的合二为一。经过汉代人的不断创造、附会层累，实现了从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到真实图像的转译，伏羲的形象也在神话记载的人首蛇身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了部分汉代的现实元素，呈现出世俗化的演变趋势。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墓葬壁画等遗存丰富，且分布与传说中的伏羲部落迁徙途经之地不谋而合，显示了伏羲文化在地域上的传播和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乱导致人口流动与迁徙，推动了伏羲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及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大量中原先民避乱外迁，使远离中原的辽东、河西地区出现了伏羲形象，此时的伏羲多是与女娲在一起，伏羲女娲的对偶形象无疑是整个时代的神来之笔，广为接受，绵延不绝，即使后来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渐渐变少，甚至消失，而周边地区的人们却把这种信仰坚持了下来，这就是唐代河西、西域多有伏羲女娲图像的原因之一。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久酝酿，在唐代，伏羲正式成为三皇之首，被推上神话中的至高地位，不仅被视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始祖，还被赋予了画八卦、结网罟、兴嫁娶、造书契、作历法、创乐器等的文化内涵，这意味着人们开始将伏羲视为神话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并将他看作华夏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播者，确立了伏羲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对伏羲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代文献中对伏羲的描述更加详细，强调其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地位。唐末五代战乱虽使官方祭祀衰微，但伏羲文化通过地方政权与民间社会得以存续。在宋代，伏羲的形象则更加多样化，有时被描绘为穿着长袍的老者，有时则被描绘为身披兽皮的猎人。此外，宋代伏羲形象的细节也更加丰富，例如面部表情、服饰纹理等，这些形象特征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伏羲的不同理解和想象。

二 祖先崇拜与文化表达

祖先崇拜是一种以崇敬死去祖先亡灵而祈求庇护为核心内容，由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灵魂崇拜复合而成的原始信仰，是远古时代原始先民的群体意志，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祖先崇拜至少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大致经历了从“集体祖先崇拜”到针对个人祖先崇拜的过程，从集体祖先到个人祖先祭祀仪式的转换过程，恰与从平等社会发展到等级社会的过程相呼应。进入殷商之后，祖先崇拜仪式高度制度化，祖先崇拜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国家的起源和统治集团的合法化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历史上官方对伏羲的祭祀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对伏羲的象征有着不同的解读和阐释，但伏羲之所以被纳入国家祭祀系统，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其开创文明的圣王属性。谭德贵教授在《从庙堂到庙会：伏羲的祭祀与信仰》指出：“伏羲被纳入国家的祭祀系统，在原初的意义上脱离不了祖先崇拜的板式……民众在亲情中将孝悌等伦理道德规范与外化的对祖先的祭祀活动融为一体，使人们的人性意识、血缘感情、宗教心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须任何玄奥信仰体系，便得到了理性与神秘性的双重满足。”

伏羲作为传说中的氏族英雄和文明始祖，自古以来，不仅被官方祭祀，更为民间所崇拜。地域性的神灵上升到国家祭祀的层面，官方的册封和民间的申请是常见模式，两者处在一种互动的博弈状态，这种博弈状态不断地需要某种东西来缓和。这种缓和可以是仪式性的，诸如官方对民间信仰神祇的不断加封等，也可以是实质性的，诸如民间的信仰对象被纳入官方祀典等，地方士绅和精英阶层的权力展示体现在制度的规范化和仪式的标准化。

如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秦州知州傅鼐在州城西一里处，主持修建太昊行宫。明弘治三年（1490年），秦州士绅刘克己等，捐资重修太昊行宫，新建太昊宫门坊。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巡按甘肃御史马溥然、冯时雍建议恢复秦州伏羲祭祀。正德十六年（1521年），巡按甘肃御史许翔凤上奏朝廷，建议将建于卦台山的伏羲庙，改建于秦州城西太昊行宫。嘉靖元年（1522年），巡茶御史陈讲指示秦州地方官员，于太昊行宫处谋划修建伏羲庙，至嘉靖十年（1531年），秦州伏羲庙终于建成。自此，秦州的伏羲祭祀中心，由卦台山移至天水西关伏羲庙，再经胡缵宗、张鹏、黄仕隆等人修订礼仪、规整制度，秦州伏羲祭祀规程严谨，渐渐成为全国祭祀伏羲的典范与代表。追古思远，教化万民，紧要处在于地方士绅和精英阶层措之于其中的权力和文化表达。

三 绵延不绝的民间祭祀

作为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以天水为中心的渭河流域，祭祀伏羲的传统由来已久。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秦人设密畤，祭青帝，青帝即为后世文献中的太昊伏羲，按阴阳五行，伏羲的位置排在东方，颜色配青，故曰青帝。就算青帝与太昊、伏羲之间，仍然有说不清的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秦宣公时期已经出现了伏羲祭祀的萌芽。当然，密畤的地点不在今天水地区，而是同属渭河流域的宝鸡地区。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庖牺氏生于成纪。”虽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亦是杂采传说而成，但其已成为后人了解三皇五帝不可或缺的早期文本，司马贞《史记索隐》就完全接受了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关于伏羲的记载与传说，并不断突出“太昊伏羲氏”的特殊地位。如此，天水与伏羲的联系又是切不断的。故明代中期以来，天水民间又自发形成了祭祀伏羲的传统，并绵延至今。天水民间相传正月十六是伏羲诞辰，民间春祭日期遂定为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秋祭则是相传的伏羲去世的时间，即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九。天水民间的伏羲祭祀活动一般有出告文、取圣水、迎神、出榜文、开山攒神、安神、领牲、献毛血、迎献饭、上香明烛、化表行礼、恭读祭文、焚烧祭文、送神等仪式。

迎喜神是民间祭祀伏羲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迎神仪式中，设香案时，需要先推算出当年的喜神方位，并以此来判定香案位置。民间传说喜神方位不固定，是变化的，所以每年都要先寻找喜神所在的方位，以求得万事顺遂、一方康宁。天水伏羲庙内植有柏树64棵，过去一般由当地懂易学者推算喜神所在的方位，选出当年庙内的“神树”，并在喜神所在的柏树上专门设置红灯笼，以供民众在特定的柏树上贴红纸人灸病，民间相传把红纸人贴在值班神树上用香头灸，有禳病奇效，所以每逢庙会时，当地民众都热衷在伏羲庙内古柏上灸纸人以求身体健康、平安吉祥。

民间伏羲祭祀时，组织者还会加入一些贴合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如戏剧公演、唢呐表演、秧歌表演、灯谜竞猜等，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古老祭祀仪式的流传。乐舞告祭是以盛大的仪仗队、乐舞共同在祭坛上表演，以乐舞的方式告祭于伏羲。以乐舞祭祀神灵，古已有之。许多乐舞创制之初即具有祭祀、敬神的性质，如秦州夹板舞，最初主要用于“朝山会”祭祀活动。

四 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很显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伏羲祭祀经历了多次的演变。秦的先公先王开创并延续几百年的畤祭制度，主要是祭祀四天帝——即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刘邦时代，增加了黑帝祭祀，即北畤。从畤祭四方帝到畤祭五方帝是重大变化，由东西南北四方天帝，变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天帝。秦人的视野是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即四方视野，这是秦的先公先王的世界观、宇宙观。刘邦则与秦人不同，刘邦的知识系统是五帝，五帝对应五方，即东西南北中，五行则是金木水火土。由此可见，秦人的世界观、宇宙观与刘邦的世界观、宇宙观大有不同，但是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其世界观、宇宙观必然要取代秦人的世界观、宇宙观。

概而言之，从秦的先公先王祭祀四方帝，到西汉大一统国家的畤祭五方帝，从唐玄宗在京城春秋祭祀三皇，到元成宗诏令全国郡县通祀三皇，从朱元璋废止三皇庙，再到明清时期在淮阳、天水出现单独的伏羲祭祀，历代伏羲祭祀的发展演进历历在目，又纷繁复杂，甚至是众说纷纭，但是历代伏羲祭祀的脉络还是有的。

伏羲作为上古圣贤，其历史形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层累构建的过程，无论是被视作诸天帝之一的青帝，还是三皇之一的太昊伏羲，抑或是历代帝王之首，当时的祭祀其实是合祭，明代中叶以来才更多地表现为单独祭祀，其实合祭的地位更高，单独祭祀虽然也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实际的操作者则是地方官员及士绅。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曾提出过，我国古代龙图腾产生于上古伏羲的观点。图腾崇拜存在于诸多文明中，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反映了人们对于天象的崇拜，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使用，代表着至高、独尊的权力。龙的形象伴随着伏羲氏在远古社会的发展，其形象逐渐变得丰满和立体。总的来讲，图形结合了蟒蛇图腾的身形，虎图腾的眼睛，雄鹰图腾的爪子等多种动物图腾的突出特点，组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图徽——龙图腾。曾有人指出，这种集合图腾可能反映了伏羲氏族在不断壮大过程中，对其他部族的征服。龙图腾的形成过程和龙形象的最终定形，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和谐共生、奋发开拓、自强不息的内涵和特征，龙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我国台湾地区自17世纪至今，受到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统治或管辖，文化构成复杂，但一直以来保留着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作为主流文化受到人们的尊崇，伏羲文化与崇拜也保存了下来，渗透在台湾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伏羲文化中的八卦图为例，存在于民间的婚丧嫁娶与日常生活中，如八卦筛、八卦镜、八卦符等，也存在于寺庙宗祠之中，如著名的孔庙正殿藻井的设计、古迹圣迹亭等，发挥着趋吉避凶、化灾解厄等作用。

总之，伏羲氏用文明之火引导人们走出了蒙昧、混沌时代，肇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断探索伏羲文化及其精神，仍然是涌动在中国人血脉中、根植在中国人意识里的自觉。历朝历代对伏羲的崇拜和祭祀，其实是对伏羲及其时代的人们对于文明和进步作出贡献的感恩与怀念，是后人对先民劳动和创造的肯定，这与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设富强和谐国家的时代精神是相一致的。共同祖先、共同节日、共同记忆、共同的生活方式等，都是精神家园建设的题中之义，伏羲女娲、周公孔子、长江黄河长城、清明寒食重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水伏羲祭祀的发展演进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研究”（2023YB085）阶段性成果）